[导读]近几十年历史教科书的叙事往往是两种套路：一种是“起义模式”，一种是“变法模式”。历史被描述成“起义”和“变法”的双重变奏，朝代鼎革依靠“起义”来推动，朝廷变革依靠“变法”来推动。

原载《同舟共进》杂志

一个国家的教科书，通常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，对国民而言，教科书是最基础的读本。教科书是否尊重被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，是否尊重学术研究的共识，能否呈现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，关系到国民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。尤其对于国民缺乏自主阅读习惯的国家，教科书的重要性更是无以复加。

两个怪圈：大一统和“五阶段论”

著名考古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在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（三联书店2000年版）开篇即讲道：“几十年来，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，有两个怪圈：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；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。”他接着指出：“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，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，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。于是，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，如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便被串在一起，像串糖葫芦一样，一根棍串下来，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，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，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。”

大一统史观、汉族中心主义和线性时间观，三位一体，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法则。苏秉琦指出中国的文明起源并不限于黄河流域一个中心，而是有六大区系：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；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；以关中（陕西）、晋南、豫西为中心的中原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；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；以鄱阳湖—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。他还指出，六大区系“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、特征和发展道路”，中原文化仅是其中之一，这与“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”的说法迥异，对“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、汉族中心、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”形成挑战。

“大一统观念”不仅存在于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叙述，也存在于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。这里所说的“大一统”，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权，既是中央对地方的集权，也包括王权对相权的削弱。在这种标准里，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视为正面的盛世，非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视为负面的乱世，“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”成为最主要的线索。这种大一统同时又贯穿着汉族中心主义，比如宋代，只是多个并列政权之一，却被视为一个“统一”的政权。葛剑雄先生在《统一与分裂》（中华书局2008年版）里这样说：“北宋时期是以宋、辽对峙为主，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，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，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”

何谓“大一统”？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概念。大一统的观念由来已久，如今所谓的大一统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密切关系，注重主权和疆界。把这套观念套在古代中国之上，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。首先，古代中国注重天下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按照这种天下观，今天的民族国家恰恰是“分裂”天下的。其次，大一统的线索忽略了历史中的多样性，对分治时期缺乏同情，比如魏晋南北朝、五代十国被一言以蔽之曰“各国割据”，对地方也缺乏重视，比如距离中央政府遥远的地方被视为“偏远落后”。虽然20世纪的民族国家注重主权和疆界，但不等同于主张中央集权，反而地方自治成为常规。欧洲国家组成欧盟，似乎符合大一统的趋势，但恰恰是在各国放弃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建立的。

在历史教科书中，大一统常与华夷之辨奇怪地组合在一起，比如对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常以“华”为是非标准，但从大一统的观念看，华与夷又同属于一个天下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当大一统成为最高价值，其他的价值诸如个人的尊严、民众的权利常会变得无足轻重。大一统本身不能提供合法性，只有保障个人尊严、民众权利的大一统才是值得称道的，可现在经常看到的是，为了大一统不惜伤害个人尊严，侵犯民众权利，那种大一统恰恰是最糟的。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分治时期，《统一与分裂》有详细的论述，此处不再赘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