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自《流苏与娜拉》；作者：伊北 出版社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张爱玲童年时代就看《胡适文存》。《歇浦潮》、《人心大变》是拖出去看，只有《胡适文存》是坐在桌前看，端端正正的。1944年她写《诗与胡说》，起笔也是提到胡适——胡先生不甚成熟的新诗，究竟是现代新式的肇始。在后辈张爱玲看来，胡适是高的，远的，不可触及的，他们根本算是两代人。在上海的时候，正当红，她体会着民间的快乐，不曾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与胡适这个大人物有交集。虽然胡适，在外国人看来，名气没有林语堂大。他牵头引导的五四，张爱玲也只是赶上了一个袅袅的尾巴，但多年以后，爱玲在美国见胡适，也还是如对神明。

爱玲的祖父张佩纶，当年帮过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一个小忙。这在张家当然是小事，但在胡家，这件事却值得一直记取。张胡算是世交。张爱玲的母亲、姑姑和胡适打过牌，她们并没有把胡适当做大人物，战后报上登出胡适照片，笑容满面，笑得像个猫脸的孩子，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。张爱玲的姑姑笑着说：“胡适之这样年轻。”

胡适是文化圈内出了名的老好人，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的叫法，流传一时，就连张爱玲那么清晰凛然惯了的人，也被胡适温暖到。胡适先生，很像是一个知心的前辈，也像是刚下过雨的午夜时分，街角的一盏灯，总能给人一点薄薄的希望。1953年，美国颁布难民法令，张爱玲有心离开香港，去美国寻求发展。1954年秋天，张爱玲给胡适写信，寄了本《秧歌》去。也许张爱玲都想不到，胡适给她回了信，言辞之恳切，真是能让人感动得落下泪来。胡适把《秧歌》读了两遍，说张爱玲小说写得成功，“平淡而近自然”，而且个别情节，胡先生还细致地点出来。他说要把张爱玲的书推荐给朋友看，也说想看看她的其他书。

要知道，彼时彼刻，实在是张爱玲文学上最迷茫的时候，离开了上海，到了香港，她写的东西失去了许多读者，生活又没有着落。即便去了美国，那里也是片文学的新大陆，“白而胖”的西方人，未必能像“白而胖”的上海人一样欢迎她的小说——虽然她的英语很不错。胡适的回信，是恳切的鼓励，也是内行人的赞许，多少给冷了心的张爱玲些许鼓舞，她真是“高兴到极点”，且“感到非常大的荣幸”。

到了美国，张爱玲跟炎樱一起去拜见胡适。一进胡家门，她就有种时空交错感，杯子里的绿茶，胡太太的安徽国语，张爱玲都记得很清。她隐隐为胡适不值，包办婚姻的太太，怎么也不像她理想中的伉俪模本。张爱玲感叹，“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”。